笔者在研读我军抗日战争史时，注意到一个颇为耐人寻味的现象。1941年之前，八路军屡次取得歼敌数百甚至上千人的辉煌战绩，比如著名的平型关大捷、神头岭伏击战、雁门关伏击战、响堂铺战斗以及百团大战等。然而，1941年之后，我军歼敌过千的大规模战役显著减少，作战规模也逐渐缩小中国股市杠杆，呈现出明显的变化趋势。

以山东军区为例，万毅曾指出，解放战争时期东北战场与抗战时期山东战场最大的区别就在于作战规模。1941年后，我军与日军的交锋主要是零星遭遇战，作战兵力规模较小，这与解放战争时期国共双方在东北几十万兵力的大规模对抗形成鲜明对比。万毅提到，自己在山东指挥的最大规模战役，也仅仅调集了四个团左右的兵力。

1941年以前，日军尚未正式发动太平洋战争，其军人素质和战斗力都极为出色，我军却仍能多次组织大规模战役，歼敌过千。为何到了1941年以后，类似规模的歼敌战役却变得凤毛麟角？这里面有深层的原因。

首先，最关键的是自1940年百团大战以后，我军对日军战术打法的认识发生了明显转变，形成了一个分水岭。抗战初期，八路军高层对于抗日战略的理解存在分歧。中央领导层普遍认可以游击战为主的战略方针，但如何具体实施游击战，则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

毛泽东主张八路军应采取“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为主，而朱德、彭德怀、刘伯承、林彪等军队领导人则倾向于“运动游击战”，即通过机动兵力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敌人。两者的主要差异在于用兵规模及作战方式。

自红军改编为八路军以来，军中上下士气高昂，普遍期望能够与日军进行大规模的决战，以收复失地、洗刷国耻。因此朱德、彭德怀、刘伯承等人认为，八路军不应仅仅局限于游击战，而应恢复红军时期的运动战传统，在合适的时机集中优势兵力，成建制地消灭日军主力。

党内领导普遍明白，从战争全局看，只有通过主力会战彻底击溃日军，才能赢得最终胜利，单靠游击战难以根本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因此，期望在战争中发挥更大作用的八路军将领们，对只打游击战的战略感到不满，觉得这样浪费了宝贵的军力和战斗经验。

毕竟红军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以强悍的战斗力闻名，经常成团成师地击溃国民党精锐部队，还在极端困境中完成了著名的长征。因此，当八路军成立后，社会各界乃至国民党方面对其战斗力寄予厚望，朱德、彭德怀、刘伯承和林彪等指挥员自然渴望在抗战中展现自己的军事才能，认为这是军人的职责所在。

但毛泽东不仅是军事家，更是政治家，考虑问题更全面谨慎。他最早意识到日军绝非轻易击败的对手。起初，毛泽东只知道日军远强于国民党部队，但并未完全了解其战斗力具体有多强。结合以往经验和对日军的估计，他本能地认为红军应避免陷入阵地战，应主攻运动战。

然而七七事变爆发后，日军仅以两万人突破宋哲元领导的29军三个师的防线，其进攻的锐利和战斗力之强出乎所有中共领导的意料。毛泽东清楚平津地区绝难守住，但日军竟只用两天时间便攻占平津，这令他震惊不已。

因此，毛泽东不得不重新评估自己对出兵规模和作战原则的判断。改编时的八路军仅有三师三万多人，是经历过长征的革命精兵，不能随意消耗。他强调红军应“钳制敌人大部，消灭敌人一部”，主张“侧面作战，不宜正面硬拼”，要独立完成战略任务。

然而朱德、彭德怀等将领认为，虽然日军强大，但并非无懈可击，适当集中兵力依旧可以打运动战消灭敌军主力。最终毛泽东做出妥协，吸纳了他们的部分意见。在洛川会议上，他指出红军要“在有利条件下，消灭敌人兵团为目的，既进行独立山地游击战，也发展平原运动游击战”。

因此，在1941年前，我军除山地游击战外，也开展了多次运动战，平型关大捷即为代表。初入抗战，我军士气高昂，指挥官林彪对战斗充满信心，甚至计划俘虏数百日本兵在太原游街以鼓舞军民士气。

但平型关战斗中，我军首次深刻体会到日军在武器装备和战术上的优势，以及其顽强的战斗意志。尽管我军占据人数和地形优势，所攻击的只是日军的一个辎重队，日军却展现出极强的战斗力，令林彪惊叹。林彪总结道，日军虽然伤亡惨重，但射击精准，隐蔽运动娴熟，战斗素养高，表现出顽强抵抗，甚至宁死不降。

林彪感慨，日军在绝对劣势下仍能镇定自若，用汽车和树木作掩护，有效反击。我军虽拼刺杀敌，却发现三个人也未必能胜一名日本兵。此次战斗无一日军俘虏落入我手，击毙全部敌兵，林彪原本抓百余俘虏游街的计划无奈作罢。

与那些抗日神剧中丑陋且胆怯的日军形象不同，真实的日军十分难以对付。李宗仁曾高度评价日军的训练精良与强大战斗力，称其上下严守战术纪律，执行力极强，虽无出众战略家，但基本原则严谨，令人敬畏。

虽然平型关战胜利令人振奋，但也让我军真实感受到日军的强悍。此后，我军并未因此放弃运动战，1938年前仍有机会消灭孤立日军，进行歼灭战。彼时，中日双方在华北激烈交战，八路军借机发动神头岭、响堂铺、长乐村等多次战斗，斩获大量日军，缴获丰厚。

比如神头岭伏击战中，击毙日军八百余人，俘获十余名，缴获枪支两百余支，毙骡马三百余匹，缴获骡马三百余匹，军服、药材、弹药等物资也极为丰富。香城固战斗中缴获多门山炮、步炮及大量弹药，击毙敌人两百多名，仅生俘十余人。

此时，八路军根据地逐渐扩大，兵力从三万人发展至四十万。但到了1940年，百团大战成为一个重大转折点。此前，日军严重低估了八路军的力量。例如1939年9月，日军参谋部门估计华北八路军主力仅有12万人，携带长短枪及机关枪约4万余支，明显低估了我军实力。

1940年日军企图进攻陕西，我军在正太线发起大规模破袭战，调动超过100个团、40万兵力，在千里战线上全面攻击日军。百团大战后，日军才开始重视八路军，认为不摧毁八路军及其根据地，日军难以在华北立足。

然而百团大战虽重创敌军，也暴露了我军实力，引发日军频繁而残酷的扫荡。日军沿交通线筑堡垒、挖战壕，将我根据地牢牢包围，同时机动作战兵力频繁发动扫荡。彭德怀等将领仍主张用红军老战法，将敌军引入包围圈集中歼灭，但事实证明难度极大。

以关家垴战役为例，敌军大队长冈?崎?深入我根据地烧杀掠夺，彭德怀集结大量兵力欲全歼之，但我军虽有人数优势，依然未能彻底消灭敌军，不仅损失惨重，敌人还得以脱身。彭德怀后来将此战视为其一生四大败仗之一。

他意识到，以三个团消灭敌军一个大队的想法难以实现，八路军必须调整战术。1941年11月，彭德怀在黄崖洞保卫战后坦言：“敌我技术差距悬殊，在敌后条件特殊，重现国内战争式大歼灭战已不可能。”

同时，我军自身也面临不少困难。尽管兵员扩充不少，但武器装备来源有限。抗战初期我军与国民党关系尚可，能获得一些武器，且通过运动战缴获敌装备。但1940年后，蒋介石开始警惕八路军，发动皖南事变等反共行动，停止供给军饷军械。日军战法改变，主力驻守防御工事，我军缺乏重武器难以攻克，缴获锐减。

兵员素质方面，尽管人数迅速增加，但训练大多短期且简化，效果不佳。以射击训练为例，120师主力团的命中率不到50%，即使表现较好的七一五团也不过78.6%。参谋长周士第指出部队射击基础差，动作不规范，射击技术未达应有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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